在中国总理李克强执政百日后，国际资本界开始用“李克强经济学”这个术语描述中国政府在这百日中采取的政策及倾向。

李克强在成为中国经济的“总管”后，虽然相对于其他大型经济体，中国经济还呈现较高的增长率，但已显示出“强弩之末”景象，经济增速出现了预期之外的加速下滑，地方债务危机也隐现，贸易壁垒增加、热钱出逃。近年来，国际投资界一直有声音唱衰中国，以为下一个危机源将是中国，而6月中旬以来，中国银行间的隔夜拆解利率全线上涨，尤其是6月20日，竟飙升到13.44%，大涨300多个基点，此后，在央行的干预下，虽然有所回落，但亦处于高位，似乎正印证中国式“次贷”正在到来。

然而，面对这个现实，李并没有选择在此种状况下惯常选择的出台大规模刺激计划，以使经济增长的数据“好看”些。其在这百日中，对经济似乎实行无为而治。

李之所以对经济增速下滑“无动于衷”，可能是因为他明白，如果为了使自己的短期政绩资本好看而出台刺激措施，则长期中国经济必危，那个时候想救都不可能，而现在还有刮骨疗毒的机会。

不管怎么样，中国经济在经过30余年的高增长后，已经形成了一个依赖高投资、低成本和高流动性的增长惯性或路径，但是一方面，在经济总量做大后，要维持相同或相似的增长，需要更多的财政投入和货币扩张；另一方面，即使同比增加投资，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其对经济的刺激效应只会递减。不仅如此，刺激政策也会带来资产价格的暴涨，催高生产成本，致使企业利润越来越薄，逐渐丧失价格竞争力，中国外需这些年的萎缩，不仅有外部金融危机的因素，内部成本的增长也是一重要原因。在这种状况下，李就必须权衡，是要央行开闸放水促增长，还是紧缩财政和货币挤泡沫？

现在看来，李选择了后者，他要通过改革红利的释放和制度升级来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李不仅在一个场合强调，“推动经济转型，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并且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同时，推动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能源、铁路等领域，推进社会领域的相关改革，促进社会的纵向流动。换言之，李要探索一条没有财政主导的大投资，没有宽松货币和高流动性的中国经济增长之路。

对此，李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操刀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换；二是处理银行“钱荒”事宜。对前者，李用的是“减法”。在3月份答记者问时，李承诺新政府要削减1/3以上的行政审批，目前已进行了两轮。李还明确本届政府改革的核心是简政放权。对后者，李则显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冷静，在一段时间里没有施与援手。

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金融改革。因为现代经济运行越来越依赖于央行的货币政策和金融资源。以此次爆发的银行流动性困难为例，虽然从总体上看，在中国各类存款余额高达百万亿元的情况下，全面发生流动性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由于银行没有把资金投放至实体经济而在中间环节进行套利，期限错配，造成短期流动性困难是非常可能的。这凸显了中国金融的结构错位。

具体来说，在过去几年，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导致流动性都进入了投资和投机领域，致使金融系统内部杠杆率不断放大，大量资金在金融机构的操作下通过杠杆投资和期限错配套取利差，资金在各个金融机构间循环往复获取利润，这使“影子银行”大行其道的同时，也使风险不断积聚。此外，过度膨胀的银行信贷体系也易形成风险。因此，如果不把银行的资金驱赶到实体经济，而任由银行以创新名义进行套利，李所期待的中国经济升级版就无可能。这就是央行一开始对此次银行“钱荒”“袖手旁观”的原因。

事实上，“影子银行”活跃本身，说明中国现有金融体系效率之低。要提高效率，就必须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包括利率的市场化、人民币的国际化、金融结构的多层次化，以及改善央行和银监会的治理机制，提高监管水平等。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紧货币，松市场”，即控制央行的发钞冲动，放开对金融机构的过度管制。

总结来说，“李克强经济学”有三个重要“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它的要旨是放松市场、管住政府，也就是依靠市场机制而非政策刺激和政府直接投资，去实现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李从解决中国金融体系的资源错配和效率低下入手，整顿放贷行为，特别是“影子银行”业务，以防止资产泡沫的出现，只是第一步，李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最终也将取决于中国的结构性改革能否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