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刚刚结束的十八大会议上，确定了“加速城镇化”建设的新目标。而城镇化的建设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城市扩张，农民进城。其中涉及到的城市规划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合理布局、增加就业岗位都将是摆在各个城市掌舵者面前的一道道考题。在中国城镇化进城的历史潮流中，优秀的城市模板并不少，江苏昆山、张家港、山东文登、福建福清等都是中国百强县常客。在习近平总书记完成广东南巡之后，广东省备受关注，而此时，另一个百强县常客广东增城重新回到我们视野，增城用近20年时间探索出的城镇化道路也许更具有普世价值和代表意义，堪称新城镇化道路的“首席样本”。

业绩样本：五年翻两倍，增城蝉联广东第一

       据统计，2011年增城地区生产总值（含广本）788.18亿元，同比增长13.0%，，是“十五”期末的2.47倍；实现工业总产值2004.04亿元，增长16.65%，是2005年的3.21倍；2011年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排名第19位，连续10年领跑广东县域经济，先后荣获“联合国和谐城市提名奖”、“中国和谐之城”、“全国绿色小康县（市）”、“全国绿化模范县（市）”、“全国科技先进市”、“广东省文明城市”、“广东省教育强市”、“广东省卫生城市”和“广东省林业生态县（市）”等称号。

       增城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是在2000年以后。在2000年以前，和其他地区一样，增城也曾走过“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老路，结果发展工业条件好的南部产业规模和层次上不去，支柱产业不突出；适合发展城市经济的中部地区无法有效聚居人口和提升城市价值；没条件发展工业的北部山区依然年年扶贫年年贫，还带来了环境污染等问题……在1999年，增城在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的排名仅位列第58位。

       而短短的十年时间，增城不但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增长，城市的功能划分，生态环境大幅度改善，还成为了广东知名的旅游城市。

机制样本：制度创新，盘活的不仅是资源

       经过深入的调研和专家的论证，增城按资源禀赋特点将全市分为“南中北”三大功能区：南部地区位于广莞深黄金走廊上，发展工业优势突出，营造工业制造业产业圈，打造成广州东部的经济增长极；中部地区环境优美，是广州的城市副中心，营造城市生活圈，创建文化产业城；北部地区生态优美，不发展工业，着力营造都市农业与生态旅游圈。为确保主体功能区建设落到实处，增城大胆开展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建立资源。

       配置机制。根据各主体功能区的定位，在财政投向、土地资源等方面进行针对性配置，确保资源利用最优化。工业建设用地向南部集中，推动工业产业组团式集聚发展；农田保护区和生态保护区向北部集中，形成都市农业和生态旅游业集群发展效应。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北部三镇税收市级留成部分全额返还，从2002年起，每年从南部工业镇税收返还额中提取10％给北部山区镇；从2006年起，市财政每年拿出3000万元用于反哺山区镇。
       创新绩效评估和政绩考核机制。在经济发展考核体系里，南部侧重考核工业指标，中部侧重考核现代服务业和城镇功能配套能力，北部不考核工业，只考核农业和服务业产值。
       三大机制创新有力保障了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顺利实施。短短数年，三大功能区错位发展、集聚发展、良性互动的局面已初步形成。

发展样本：南中北三大功能区和谐共进

       北部的一流生态环境和中部的一流生活环境增强了南部招商引资的吸引力和地区竞争力，南部地区的工业短短几年上了一个新台阶：产业支柱明显，已形成汽车、摩托车、牛仔休闲服装三大工业支柱；产业高级化，汽车产业一跃成为第一支柱产业；企业规模化，全市亿元企业从2000年仅7家，猛增至2007年的100多家，其中产值30亿以上的工业企业20家。
       南部工业大发展为中部城市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支撑，北部良好的生态环境更增强了中部城市的吸引力。经过几年的集聚发展，增城中心城区发展面积急剧扩大七成，置业安居集聚人口效应明显增强，全市城市化水平在2008年就达到了62.47％，比1999年提高了26个百分点。

       在生态补偿机制的支撑下，北部关闭了大量破坏资源和环境的“五小”工业企业后，都市农业和生态旅游业也取得长足进步。更重要的是，受益于南部和中部的迅猛发展，2002年到2008年间，增城市累计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13.9万人，转移率达84％。几管齐下，主要分布在北部山区的农民分享到了增城大发展的成果，2011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12363元，比上年增长16.38％。

       增城城镇化进程的成功不仅仅属于增城自身，也为全国众多处于城镇化阶段的城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三大产业共同发展，城市功能板块划分明确，且和谐共处的增城模式，能否在其他地域成功复制，将会是近期一个有趣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