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我们也没能找到一个获得普遍公认的对“地标”的定义，这正好给了“地标”建筑野蛮生长和操控话语权的空间。从正面的意义上讲，地标建筑有助于提升城市形象，有助于昭示城市性格和城市价值，但同时也集诸多罪恶于一身。当我们审视那些曾自我标榜为“地标”的建筑产品时，会发现，地标带来的并不都是美好。批判地标建筑的“罪”与“最”，题中之义是，提醒尚且怀着打造地标建筑雄心壮志的开发商们，正视“地标”价值，珍视“地标”美誉，不要将“地标”作为卖房子的营销噱头，而是实实在在思考，你的作品将给这个城市留下什么。

绑架城市规划：最霸道

还记得“成都东村”规划出炉时，媒体对东村未来的展望吗？在成都东村的规划中，可有提及摩天大楼概念？“按照市委对东部新城文化创意产业综合功能区的总体定位，‘成都东村’的发展目标，是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主要特征，将文化产业与城市形态完美结合，融合智能化和低碳环保理念，具有独特的城市风貌和文化韵味，充分展示创意设计的‘城市中的城市’，建成成都最好、全国一流、国际知名的文化创意新城。”在最初的东村规划里，驱动成都东村的发展引擎是产业，是文化创意产业，三年过去，“引擎”的雏形构建得如何了？区域内不符合规划原则的产业、工业生产企业是否有调整转型或搬迁？如今，媒体仍然惯于引用“成都东村”这个概念，但是对概念的内容语焉不详，只有一个最霸道的逻辑——在“成都东村”的先进规划理念之下，这里是价值洼地，这里是投资热土，这里是城市焦点。如果细看“成都东村”规划出炉后的三年时间里规划区域发生的变化，我们不难发现，这里新添了在建的摩天大楼，意欲成为整座城市的“地标”，不难发现这里已经平整完成打围多时的土地并未供应，不难发现这里仍然诞生了许多高密度住宅区……某种程度上讲，“地标”建筑的出现，绑架了城市规划，当“地标”项目作为一个区域的重点项目引进时，起初“看上去很美”的城市规划内容，已然发生了变化。

破坏城市肌理：最野蛮

在没有新生长起来的“地标”建筑的年代，城市的温度是可感知的，城市中某些特定的场所，是人们在特定的时间愿意去的目的地，这样的城市，是肌理清晰可触摸的，是具有人情味和生活温度的。当城市道路为“地标”让路，当大型集会期间某些路段不得不进行交通管制，当生活在这个城市多年的人们开始遗忘那些曾经熟悉的处所或者开始回忆往昔的某些片段，“地标”以最野蛮的方式，切断了许多人循着熟悉的城市肌理出行或回家的路径。当“亚洲最大单体建筑”诞生在城南时，就有建筑设计师担心，数万个车位，超大体量的写字楼，即便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的停车场入口都开放，每天上班时排队停车的队伍将排到多长？下班时排队出闸的车辆将踩着刹车多长时间？

公共资源倾斜：最贪婪

摩天大楼绝不可能成为低碳、环保建筑的样本，其高能耗、高损耗是无法规避的问题——容积率3.0和容积率8.0不仅仅意味着人口密度数值的不同，还意味着与此相关的社会公共资源配套需求的成倍增加，承载力更强的道路交通体系、保障要求更高的水电气暖等能源供给系统、更高密度的生活服务系统设置、特别设置的行政机构馆所，高建筑密度的“地标”建筑的贪婪无法改变，越是运转良好就越是需要“贪婪”，城市公共资源的配置向地标建筑及其影响区域倾斜，必然造成新的公共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

助推房价上涨：最残忍

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有个简单但正确的逻辑：未来5-8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质量，取决于城市化进程和在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城市固定资产的规模、速度和质量的累积，规模越大，速度越快，质量越高，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越雄厚，各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越强，我们国民经济的发展质量就越好，结构转型才能真正实现。高密度“地标”建筑之所以受到行政长官们的青睐，原因之一就是其在单面面积的土地上完成的城市固定资产积累的规模和质量更高，当这种价值逻辑被灌输到投资者、买房人头脑中时，结果就变成了跟着地标去投资，跟着地标去买房——正常情况下承载10亿元资本进入的市场，现在突然面临20亿、30亿、50亿甚至更多的资本希望进入，结果只有一个，推高单价，拉高资本进入的门槛。对投资群体中的刚需人群来说，“地标”建筑自身生产的刚需产品和“地标”辐射区域的刚需产品，将残忍地让他们背负更沉重的银行债务。

恶性营销竞赛：最暴力

“地标”真的都意味着更大的投资价值吗？提前透支的发展红利需要在实际投入运营时以多长的时间成本来填平？那些已经建成的“地标”，也许正在给出答案，而建到一半便被叫停或不得不被迫停工的“地标”建筑，也许永远也给不出答案。当舆论风向粗暴地将“地标”与“最值得下手”、“最值得期待”等等同起来时，由“地标”所引发的恶性营销竞赛，正是一场无声的暴力。“假口岸泥潭”是成都地产人对“地标”恶性营销的暴力之罪的反省，然而这种反省来得太晚，对彼时的投资者来说，已经于事无补。

影响城市生活幸福感：最冷漠

“文化中心无力支持一家好书店；人行道不知所终，也不见散步的人；快车道让城市伤痕累累。这不是城市的改建，而是对城市的洗劫。”来自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的经典句子，也许是众多从事建筑设计或者房地产开发的专业人士能够出口成诵的格言，残酷的现实是，仿佛一语成谶，并非单单纽约格林威治存在这样的问题，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大城市在城市容量不断扩张的状况下，也在反复上演着一个城市的由生到死。“地标”建筑让街道不再是承载行人的公共空间，建筑与街道失去了沟通的可能性，呆板生硬、千篇一律的玻璃幕墙，让城市变得更加冷漠，水泥丛林堆砌得越高，这个城市的生活幸福感就越低。

缺乏自愈能力：最懒惰

被绑架的城市规划，已经无力回天；被破坏的城市肌理，已经无从修复；倾斜的公共资源，已经无法抽身；被推高的房价，已经不容下跌；恶性的营销竞赛，已经成为过往；被降低的城市生活幸福感，已经无法挽留弃之而去的人们。对一个小体量社区的污水管网的改造，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但对一个庞大的地标建筑群，这个工作几乎无法完成；当通向地标建筑的主要交通干道发生拥堵时，疏散的时间可能是其它道路的数倍；能源供应出现状况造成的损失，在高密度地标建筑群里，你甚至不敢去想象，不敢去估算……“地标”建筑因其高能耗和极差的自愈能力，而成为最懒惰的建筑工业品存在，理当被评为现代商业建筑史上最糟糕的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