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消息，香港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及新鸿基联席主席郭炳江、郭炳联等5人涉嫌贪污案，许仕仁首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陪审团裁定其罪名成立。

据悉，此次审议共有9名陪审员，且均已连续四晚在法院留宿。后经5日连续的退庭商议后，才于19日下午有正式的裁决。

资料显示，本案5名被告包括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新鸿基董事局联席主席兼董事总经理郭炳江及郭炳联兄弟、新鸿基执行董事陈钜源及港交所前高级副总裁关雄生。他们被控串谋藉公职作出不当行为、串谋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等共8罪。

其中，许仕仁8项控罪中5项成立，郭炳江1罪成立，郭炳联则全部控罪不成立，陈钜源和关雄生2项控罪全部成立。具体来看，许仕仁首项控罪藉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成，陪审团以8比1，大比数裁定许仕仁罪成立。控罪指许仕仁2000年至2003年担任积金局行政总监期间，接受免租入住礼顿山，两笔由新鸿基附属公司提供的无抵押贷款及与新鸿基洽谈顾问合约，许仕仁被控没有向积金局申报。第二项控罪串谋公职人员行为失当，9人陪审团一致裁定，许仕仁及郭炳江罪名不成立。控罪指两名被告在2005年至2007年许仕仁担任司长期间优待新鸿基、其附属或联营公司或郭炳江，以换取500万港元贿赂。许仕仁第三项串谋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不成立；许仕仁第四项提供虚假数据，陪审团以7比2裁定许仕仁及郭炳联罪名不成立。据悉，第四项控罪与第三项控罪有关，指许仕仁上任前收取郭炳联的412.5万港元，两人提出或使用会计文件，而两人明知文件虚假、误导或欺骗，令该笔款项看似是许仕仁顾问期内卓越表现的花红。许仕仁第五项串谋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控罪；第六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控罪；第七项串谋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第八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控罪等，罪名均成立。

值得一提的是，新鸿基联席主席郭炳江第五项串谋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立。而新鸿基联席主席郭炳联全部控罪不成立。

郭炳联(左)和郭炳江

郭炳联哭泣 案件多年纠葛

“郭炳联全身而退”这是大多数人看到公告的第一反应。

根据港媒还原的现场消息是，郭炳联神情哀伤，在法院4楼的庭外会议室抱头哭泣，代表他的英国御用大状John Kelsey-fry就拍拍其肩膀，以作安慰。相关人士认为，郭炳联虽已脱身，但回想案件始末，当中多年纠葛，或许才悲从中来。

早于2012年3月29日，新鸿基两名联席主席郭炳江和郭炳联两兄弟因涉嫌触犯《防止贿赂条例》被香港廉政公署拘留。廉政公署还向新鸿基写字楼发出了搜查令，要求新鸿基尽快提供有关指控的资料。受此影响，新鸿基地产股价一度大跌，市值曾蒸发逾380亿港元。后于4月3日，郭氏两兄弟在事发后首度主动会见媒体表示，事件绝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运作。但事件继续发酵，距离郭氏兄弟声明后不到三个月时间，案件当年7月13日正式进入诉讼阶段。

其时，新鸿基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委任郭炳江儿子郭基辉及郭炳联儿子郭颢澧分别为郭炳江及郭炳联的替代董事，首次宣布家族第三代进入董事局。另外，委任两位执行董事黄植荣和雷霆为公司副董事总经理。彼时，相关业内人士认为，这是郭氏家族为应对案件持续发展而做的应对之举。

如今，案件兜兜转转已历时两年有余，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案件未有定论期间，肇始于2008年历时六年郭氏家族争斗却终于以三房和解而告停。今年2月份，郭氏三兄弟中的大哥郭炳湘重获新鸿基权益，让郭氏家族的“分裂”峰回路转。彼时，郭氏家族在香港宣布，成员就处理家族权益一事达成共识，声明表示，依照邝肖卿早前向3名儿子均分股权之声明，郭炳湘及其家人，将与郭炳江及其家人、郭炳联及其家人获得相同数量的新鸿基地产股权。与之相对的是，郭炳湘辞任新鸿基非执行董事一职。

回顾整个事件，新鸿基地产掌门人被廉政公署调查所挑起的，不仅仅是一场堪比TVB大戏的豪门恩怨。【详情】

豪门恩怨背后的地产潜规则

早在2008年，新鸿基即传出“郭氏三兄弟”郭炳湘、郭炳江、郭炳联兄弟阋墙的传闻。同年，廉署就接到郭家老大郭炳湘的举报，拉开对郭炳江、郭炳联、许仕仁等人的调查序幕。举报直指一块涉及新界大围香粉寮项目的土地购买。该宗交易发生在十几年前，一名姓周的元朗原居民欲出售一块地皮，该块土地业主原有意直接卖给新鸿基，当时负责收地的陈钜源表示没兴趣，该土地遂以千多万港元出售予地产商人兼荃湾乡绅陈国巨，而陈国巨在成交不足两个月后，新鸿基地产便向他以双倍价钱购入该地皮。郭炳湘因此质疑陈与一些在外围替新鸿基地产收地的公司存有利益关系。

新界是香港占地面积最大的区域，面积大约为港岛和九龙面积之和的10倍，大部分还处于待开发状态。近年香港岛和九龙可开发土地越来越少，新界的储备土地变得炙手可热。这些土地大部分还是农业用地，拥有地皮的开发商可以申请修订契约，将农地更改为住宅或其他用途，只需向政府‘补地价’。一个公开的秘密是，这种补偿地价评估，比公开拍卖或招标有明显好处。补地价的计算方法，是用变更用途后的土地价值减去变更用途前的土地价值，由申请人和政府双方的估价师多次商议后决定。而且，这一过程中存在‘非货币因素’，地产商就可以‘讲故事’了，建个公园、修座桥、通条路、造个隧道等，政府就有理由将开发商要缴纳的补地价降低，地产商都熟稔这套操作。如此一来，由于不涉及竞争，只是双方在讨价还价，最后协议的金额总是低于政府原来的评估金额，更低于拍卖或招标地价。新界几乎是香港唯一一块土地交易不够透明的灰色地带。

而新鸿基是新界最大的“地主”，坐拥超过240万平方米农地，如此庞大的土地储备造成的土地成本优势，令其地产霸主地位难以动摇。也正因如此，新鸿基事件标志着香港长久以来建立在高地价政策之上、以家族垄断为标志的‘地产霸权’开始动摇。

“地产霸主们”的发家史

香港夜景

香港房地产市场是以“高地价政策”为基础的市场。高地价政策源起于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当时中央政府担心港英政府在交回香港之前会将香港最重要的资产——土地大量抛售，导致未来的特区政府没有足够的土地储备发展，也不能有足够的卖地收入来支撑财政。另一方面，英国政府也希望香港的楼价上升，这样可以营造出一种香港人对香港经济很有信心的氛围。于是从1984年开始，香港每年的土地供应限制在50公顷。

此后的12年，香港市民一直生活在政府、开发商共同构建的买楼紧迫感中。香港土地价格不断飙升，卖地收入成为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也让此前介入市场的地产财团大大兴旺，最终形成垄断地产市场的六大家族。

作为香港地产的龙头老大，新鸿基的企业史，就是这部香港“地产霸权”的形成史。与其他几大地产家族一样，第一代掌门人郭得胜自上世纪60年代香港“移民潮”时期，就瞄准了工厂和房屋需求急升的黄金商机，进入地产业。他凭借早年做日本拉链产品代理时与工业界建立的联系，了解到中小厂商对多层工业楼宇的殷切需求，遂将“分层出售、分期付款”的售楼方式移植于工业楼宇，重点发展多层工业大厦，此举受到山寨式厂家的欢迎。

新鸿基地产的扩张模式与大部分地产商不同，它重在纵向扩张，而非横向扩展。它一直以香港的物业开发为重心，由工厂大厦至购物中心、写字楼及住宅屋苑不等。到上世纪80年代中叶，新地已成立逾100家附属公司及联营公司，均从事与地产相关的业务，包括建造、物业管理、电机工程及消防服务、建筑设计服务、机械工程、混凝土生产、水泥制造、金融及保险，成为典型的“物业工厂”，也是香港最大的地产公司。最具标志意义的是，香港最高的三座建筑——香港中环广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二期，以及约490米高的环球贸易广场，均由新鸿基地产兴建，因此人称其为“香港天际线背后的家族”。

除了独到的经营模式外，新鸿基和几大地产家族的形成与香港政府的土地制度息息相关。首先是1985至1997年每年50公顷土地供应限制。其次，是“换地权益书”投标。20世纪60年代，人口急速膨胀，港岛和九龙的市区土地供应愈来愈短缺，政府在新界推行新市镇发展计划，为了减少现金支出，向拟征收私人土地的拥有者发出“换地权益书”，土地的拥有者日后可凭此在新界任何新市镇发展区换取建筑用地。70年代，开发商看到这里面的巨大商机，绝大部分的换地权益书都由四大地产商购得，包括新鸿基地产、恒基兆业，以及私营的南丰发展和华懋集团。到80年代初，政府积压了大量未赎回的换地权益书，为了加快赎回过程，政府准许地产商以换地权益书代替现金，来竞投公开发售的土地或缴付修订契约的补偿地价，而且早递交换地权益书的投标者会享有优先处理权，因此四大地产商享有显著优势。根据1996年7月消费者委员会的报告，通过换地权益书买入的地皮，土地成本较经公开拍卖买入的地皮成本低，通常只占单位价格的10%～20%。

与“换地权益书”相关联的另一项政策是，修订契约、补地价，以改变土地用途。因这其中潜藏的非竞争和非货币因素，补地价获得的土地总是较拍卖或招标的低价低。消费者委员会根据13个住宅发展项目中5个个案的研究结果，以换地权益书投标的地皮开发的楼盘，估计盈利率占总开发成本的77%～364%，而经拍卖购得地皮的楼盘，盈利率为6%～109%。

由此，土地供应限制、换地权益书、补地价制度演变为某些大地产商炒卖的源头和印钞机，造就了富甲一方的地产王国，同时令地产业的竞争每况愈下。潘慧娴说，如今，前两项政策已经不复存在，而第三项政策的延续仍对大地产商极为有利。

长期依赖卖地收入运转的香港政府，势必难以避免被财团利益所裹挟。《南华早报》曾在2010年披露，六大地产商的董事在政府各个法定咨询组织里担任总共54个职位，比1998年时的16个有大幅上升，地产商在政府法定机构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当然也包括一些公开的丑闻，包括1999年没有经过公开招标就把数码港卖给电信盈科的事件、2004年红湾半岛事件、2008年梁展文事件等等。这些都是政府和地产商关系密切的一些证据。

畸形的香港楼市

一方面是一代地产家族的崛起，截至2010年5月，香港六大地产家族总共控制了香港股市总市值的14.7%，李嘉诚、新鸿基的郭氏兄弟，以及李兆基这些超级富豪，跻身全球50大富豪之列。

另一方面，卖地收入高，土地价值高，楼价就贵，租金也贵，如脱缰野马般不受控制的楼价，大大增加了营商成本和生活成本。香港是居住成本第三高的亚洲城市，置业成本第四高的国际都市。每7个香港人，其中就有1个人的收入是在贫困线之下的，而这里头还有10万人居住在环境恶劣的笼屋。高昂的居住和营商成本，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种种症状都是高地价政策的结果。 【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