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署：地方债余额3.85万亿 增长12.94%

6月10日，审计署公布36个地方政府本级2011年以来政府性债务情况的抽查结果。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8475.81亿元，比2010年增加4409.81亿元，增长12.94%。

审计结果显示，11个省本级和13个省会城市本级2012年债务规模比2010年有所增长，其中4个省本级和8个省会城市本级债务增长率超过20%。由于偿债能力不足，一些省会城市本级只能通过举借新债偿还旧债，有5个省会城市本级2012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借新还旧率超过20%，最高的达38.01%。14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已逾期181.70亿元，其中2个省会城市本级逾期债务率超过10%，最高的为16.36%。

审计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变相举债融资资金合计2180.87亿元，占这些地区两年新举借债务总额的15.82%。而变相举债融资的手段不仅包括信托贷款、融资租赁以及售后回租，还包括发行理财产品、BT(建设-移交)、垫资施工、甚至违规集资。对此，审计署表示，这些融资方式隐蔽性强，不易监管，蕴含新的风险隐患。此外，对36个政府的抽查结果还显示，地方政府性债务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融资平台虚假出资、违规取得债务资金等问题依然存在。

结果显示，2012年底，4个省、17个省会城市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7746.97亿元，占这些地区债务余额的54.64%，比2010年增长1183.97亿元，占比提高3.61个百分点。而这些地区2012年土地出让收入则比2010年减少135.08亿元，降低2.83%，扣除成本性支出和按国家规定提取的各项收入后，可支配土地出让收入减少179.56亿元，降低8.82%。

2万亿地方债面临偿还高峰 还债要靠卖地

然而相比之下，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91319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6%，增速比1-3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增速回落0.4个百分点，按项目隶属关系，地方项目投资增速回落0.1个百分点。同样，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长并没有按照人们预期那样强劲复苏，首季意外放缓至7.7%。

拿什么来偿还债务？某东部省会城市金融办主任表示，主要就是几条路：出售国有资产、增加土地出让收入、利用财政资金担保融资以及借新还旧。

而在2013年各地的财政预算中，地方政府本级收入，加上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合计11.5万亿左右，国有土地收入预算为3.3万亿元。而2013年要偿还的各种债务，保守估计将接近2万亿，约占当年财政预算收入的近两成，土地出让收入预算的一半多。事实上，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收入，其支出结构基本上是刚性的。用一位北方省会城市财政局长的话来说，每年的地方政府本级收入刚够人员费用、办公支出等，想要发展只能依赖中央的转移支付，以及超收收入、土地出让金，然后就是举债。

市长们的“小算盘”

据其他媒体报道，去年11月至今年2月，国家审计署对共计36个地方政府本级2011年以来的政府性债务情况进行了审计，近期公布的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将近4万亿元。而有多个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达到了国际警戒线。

4万亿债务背后，举债主体地方政府究竟是怎么想的？哪些因素促成了债务的形成？中西部某个城市的市长给《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详细地算了一笔账。

这座城市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市政府正加大投入对城市基础设施进行改善。而桥梁、快速路网、城市新区，这些给城市带来新面貌的钢筋水泥无一不需要用钱来浇筑。

这位市长简单地算了算投入产出。“拿我们重点建设的某个城市新区来说，现在那里的地卖50万一亩，但是整个基础设施上去了，价格就是1000万一亩。你说我举债，给我五年时间，那边配套跟城区一样成熟，我投几百亿下去，1000个亿回来了。”

他对还债很有信心，表示只要城市的发展有空间就不怕，而如果发展已经很充分，经济增长已经跟发达国家一样低速，那举太多的债可能就有问题。他认为，在欠发达地区，在快速发展的时期，城市肯定需要适量举债来谋求快速发展。“在这种阶段，价值提升的速度可能比基础设施投入的速度还要快。”

适量举债的背后推动力是谋求一座城市的“率先发展”。这位市长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城市交通综合规划和城市快速路网的规划建设。

他如此描述交通和城市形象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再过两年交通好了，整个环境改变了，招商引资的形势就此转变，吸引力随之增强。其实往往拉动几个项目，投入一点钱，整个价值就提升了。”

这位市长的想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珠三角某市的市长也曾对本报表示，政府债务很重，但“有能力应付债务，通过债务的一些重组，可以拉长债务的还款期限，比较好地解决债务问题，还能干一些事”。

广州市副市长陈如桂也曾在今年3月谈及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债务问题时论及举债的必要性。他说，如果当时没有抓住国家的宽松政策，现在就很难有机会融资来加大环境治理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当时不是这样去合理举债，加快城市建设，现在再推进这些水治理工作，付出的代价要比当时大很多倍。“当时”指的是2010年亚运会前，广州通过组建七大地方投融资平台进行融资，对城市面貌进行大规模的整治和建设。

令前述中西部某市长苦恼的是，现在国家的政策越来越紧。他认为这对欠发达地区是不公平的，“我们正准备发展的时候你掐死它”。他认为国家推出政策时应该考虑差异化，对发达地区、中等地区、欠发达地区进行区别对待，比如在土地管理上给予不同政策，以适应不同地区的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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